以市场经济安身

在文化江山立命

文丨刘刚

原文刊于《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南宋时期，一个王朝史观里并不起眼的地名竟然脱颖而出了。此前江南形胜，但闻金陵风月，钱塘繁华，越女吴娃……谁还知有鹅湖？

若问鹅湖何在？就在武夷山下，闽、浙、赣的交界处，卧于山野，虽有官道往来，有驿站相连，却不如鄱阳湖，吴头楚尾，可以周郎用兵，不如太湖，形似金元宝，产出花石纲，但它却是一条学脉通达的山道，是一个思想中转的驿站，中国学术思想到此峰回路转，转出“柳暗花明又一村”。

北宋沦陷，学术南渡，关中、伊洛之学渐歇，而有闽、浙和江西之学兴代。如果说晋人南渡，从庐山到会稽山，从白莲结社到兰亭雅集，“人与山川相映发”，开启南朝文艺复兴。那么，宋人南渡，则于庐山和会稽山之外，又有武夷山参与进来，而有鹅湖之会。中国学术之脉，此伏彼起，因思想者而绵延不绝。

鹅湖之会，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重大事件，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鹅湖之会有两次，第一次由浙江吕祖谦发起，江西陆九渊兄弟和闽学朱熹相约于鹅湖，那一次，是一场理性的聚会，人称“思想有约”，有思必有辨，那次相会果然留下“朱陆之辨”。还有一次鹅湖之会，也是由浙人陈亮发起，由归隐江西上饶瓢泉山庄的辛弃疾做东，邀了朱熹一起来，可朱熹借故没来。何故之有？曰：菊花菜。朱熹说，眼下，菊花菜熟了，就得赶在这个时令吃。以故不能赴英雄之约。

“稼翁”何许人也？辛弃疾是也。辛自号“稼轩”，人多称“稼翁”。

“稼轩”何谓也？是辛弃疾在上饶的带湖山庄之别名，有请时贤洪迈作《稼轩记》以名之。

据说，朱熹到过带湖山庄，那时尚未完工，他没有通知辛弃疾，却把他的观感告诉了陈亮，陈亮在《龙川文集》卷二一中说：“见元晦说，潜入去看，以为耳目所未曾睹。此老必不妄言。”

那“元晦”，便是晦翁朱熹了，晦翁“潜入”，非偷窥，非暗查，何以连个招呼都没打？这在陈亮看来，就有点不像老朋友了，一个“潜”字，暗含了春秋笔法。朱熹究竟对陈亮说了什么？陈亮没有多说，只一句“以为耳目所未曾睹”，这就够了。朱熹虽老夫子，却非刘姥姥，大观园还是见过的，连朱熹都看得瞠目结舌，想必比大观园还大。对于朱熹所言，陈亮一贯抱着“不可全听，但要全信”的态度，因为“此老必不妄言”。所以，陈亮以此函告稼翁辛氏，劝他别搞那么大，也不要那么豪华，既然号称“稼轩”，就得有个“稼轩”的样子，向陶渊明学习，有个东篱采菊就行，勿以大观园方式。

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无非造就了两个园子而已：一个是桃花园，一个是大观园。而宋人向往者，是二园结合，既要表达自我归隐之意，还要能够聚族而居，既要自由自在，还要能够自给自足，他们想要在这样的文化江山里，不光为自己，更要为家族，寻个安身立命之处，此为宋人“求田问舍”的深意。

“稼轩”有多大？好在稼翁请大学士洪迈写过一篇《稼轩记》，约略可知。《稼轩记》开篇就说“国家行在武林”，那时“国家”非民族国家，亦非民权国家，而是王权国家，王权所在即为“国家”，故而有“行在武林”一说。“武林”，也就是南宋都城临安了。而“广信”即信州，为今日上饶地区，离“国家”最近，车船来往，像蜜蜂一样，士大夫多在此择地而居。

洪迈所言，符合房地产两原则：第一是地点。第二还是地点。洪迈又记道：城北里余，有旷地，三面靠城，澄湖如带。其范围，纵一千二百三十尺，横八百三十尺，地势高而平，宜筑庐以居，前此来观者，皆莫识其处，天作地藏，大概要选人吧。

非但人择地，地也要选择人的，济南辛侯最后至此，却人与风土相映发，遂进入此土，筑室百楹，不过占地十分之四，又将左边荒地辟作稻田泱泱，以为归耕去处，且筑室号“稼轩”，在田边立亭称“植杖”，如同拿着农具到此歇脚。东冈，西坡，北舍，南麓，皆以“青径款竹扉，锦路行海棠”相连，山上有楼，树下有室，信步有亭，涤砚有渚，都规划好了，待以时日，就等着完工。然后，绘图给洪迈，告诉他说“吾甚爱吾轩，为吾记”。

由此看来，“稼轩”确实很大，大约亩，可以聚族而居了。但还不够，因为稼翁自叹“吾庐小”。于是，他接着在上饶铅山期思渡又搞了个“瓢泉别墅”。期思渡，是信江边上一渡口，渡口西面，三面环水，有人说，民国初年，此处尚有成片屋宇古宅，今已不存，应为辛氏故里，傍水依山，山不高。瓢泉出于东坡，泉小而浅，若嵌石中，水不盈尺，所以名之“瓢泉”，因“其形似瓢”，容之有限，暗示了“弱水三千，但取一瓢”之意趣。有人来，辛弃疾总劝饮，且不吝赞美：绕齿冰霜，满怀芳乳，先生饮罢。”

朱熹、陈亮土生土长，宦游，也就带个家室，不至于徙族而居，而由山东衣冠南渡之人则必须携家带口。大与小，是相对而言的，以一家一户言之，哪怕是大户，那也够大，若以一族言之，那就“吾庐小”了。

陈、朱习惯于从一介书生和一个公务员的立场来看财务问题，看得稼翁俨然若大富翁，他们想当然认为，一个读书人，要那么大的地产和那么多的宅子干什么？如果是办个书院什么的，他们就能理解了。若以办书院为由请朱熹来，必来，若以谈兵为由，朱子便是个晦翁——令人晦气的老头。

陈亮谈兵，正在兴头上，居然要“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一个从来就没有带过兵，没有打过仗，连士兵都没做过的书生，竟然那么热衷于谈兵，谈得意气风发，一往无前，他凭什么？就凭着一腔肝胆，两袖乾坤，几卷史书，就敢自话自说？

朱熹主张北伐，虽然与陈亮一致，但对陈亮自弹自唱的谈兵很不以为然，说他读史读多了，读坏了心术，就知道打来打去，把个“王霸义利”颠来倒去，纠缠不清，为此他们经常争论。

这一回，朱熹可不想顶风冒雪，来回赶路，来跟他辩论什么“王霸义利”，谈什么兵家战略。朱熹当年可是欣然“思想有约”，与陆氏兄弟作“朱陆之辨”的。看来朱熹交友，尚有分别心。他看重的，是做人和做学问的根本原理，而非动辄以史为鉴、以经世致用为口头禅的书生谈兵、议政。他和陆氏兄弟讨论的，就是他要去面对和解决的根本问题，虽然看法不一，却有共同话题，而他之于辛、陈则正相反。此二人者，有豪杰气概，有英雄情结，但“醉里挑灯看剑”之类，与他标榜的圣人气象迥异。

当年，辛弃疾就任于福建时，每一次往来于闽赣道上、武夷山中，都要专程去拜会朱熹。那时，朱熹在建阳考亭，辛弃疾先后前往四次。首次问政，朱熹即以“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吏从严”与他对答。此乃真言，可与孔子说的“足食足兵”并举，一为国策，一为民治，基于社会分层——“临民、待士、驭吏”，而分别治以“宽、礼、严”。“宽”是针对辛氏往昔而言，劝其勿以军法治闽，辛弃疾听后欣然。

昔时，辛弃疾治赣时，曾以军政“临民”，自定诛戮，擅言杀伐，那时，朱熹也在，非但耳闻，且以目睹，致使赣人陆九渊愤然斥辛弃疾为“自用之果，反害正理”，责其军法干政，坏了文治规矩。另有赣人周必大，也是朱熹之友，看不惯辛的铁腕，尤忌其擅杀，有人对周必大说：“幼安帅材，何不用之”？周云：不然，凡幼安所杀人命，每一笔账，史官都会算到我头上。此乃文人政治与军人政治不同，笔杆子与刀把子有别。

辛弃疾乃军人，难免刀把子挂帅，辛弃疾为诗人，难得一腔浪漫情怀，合二为一，则颇显英雄气概。但你再怎么英雄气概，也不能破了宋代文人政治的底线，否则就有军人干政，或为军阀的危险。

有宋一代，实有二患，一为边患，是异族入侵；一为内患，恐生军阀。对朝廷而言，边患不过割地纳款，而内患则有可能重演黄袍加身，更迭政权。故二患相较，朝廷尤以内患为甚。

辛氏南渡，自觉不自觉，都要面临两个转变：一是由北人向南人转变，一是从军人向文人转变。当其南渡，赤手领五十骑，缚取叛贼于敌营五万军中，一路凯旋而归时，真是“时来天地皆同力”啊！一如洪迈《稼轩记》所言：“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当其南渡之后，面临转型之际，时人皆以南人的代表“彼周公瑾、谢安石事业”为标准，期待“侯固饶为之”。然周郎、谢安二人，均有功于东南一隅，却无关于中原大局，反倒不如北伐的桓温、刘裕。桓、刘矢志北伐为朝廷所忌，周、谢南朝风流却又并非辛弃疾所想要的，其志未遂，故自我流放，自号“稼翁”，自选了一个陶渊明似的转型版本。

运去英雄要转型。而岳飞只有“还我河山”一根筋，如果岳飞也能转型做个“稼翁”，也有空借着酒劲发发“醉里挑灯看剑”的牢骚，而非满脑子“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他也就不至于那么惨死了。

岳为前车之覆，辛作后车之鉴，一腔英雄热血，无战场可用，于官场无用，只好回到自我的江山——“稼轩”，化作诗酒风流，在文明的本体上耕读，做个文化江山的主人翁——“稼翁”。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英雄气概与圣人气象犯冲时，常落下风。儒家伦理精神培养的是君子，君子风范同英雄气质是有区别的，人们已经习惯于用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英雄，把英雄也要纳入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圣化系列中，其实，圣化之中最痛苦的便是英雄。所谓“英雄”，多有神话基因和自发的酒神精神，难入君子伦理的规矩方圆。

《智囊》里有一则故事，虽难辨真假，但从中能略见“英雄”行色之一斑。南宋时，辛弃疾流寓江南，豪侠之气未除。一天，陈亮骑马来拜访他，过小桥，引马三跃，马三退，陈亮拔剑怒斩马首，豪甚！辛倚楼观之，大惊异，正要问陈亮，陈已及门，遂与定交。十余年后，辛弃疾率军主驻扎淮水，陈亮又到军营来访，相与谈天下事。辛酒酣，放言：钱塘非帝王所居。倘断牛头山，天下无援兵；若决西湖水，满城皆鱼鳖。饮罢，倒头便睡去。陈亮夜思：辛弃疾寡言少语，因酒误发，若醒而悟，必杀我灭口。于是，连夜盗马而逃。辛醒来，知陈亮夜遁，大惊。其后，陈亮函至，重提酒后所言，并借十万缗，辛弃疾如数皆焉，不敢有误。

此类行径，若小说家言，似曹孟德之流，与其以“君子小人”谓之，而毋宁说“英雄就是英雄的事”。英雄行事，但凭血性，为所欲为，而无所顾忌，虽然都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手段和方式，每人各有不同，不是几个规矩就可以方圆，几条戒律就能束缚的。他不是安于道德规范的顺从者，而是超越者；不是宜于政治体制的适应者，而是突破者。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就在于超越和突破。

可中国君子，多半就用道德规范和体制化的要求，来衡量英雄的超越和突破。只要用道德和政治的尺子量一量，就能断定，英雄其实是自发的非主义者，非道德，非政治，眼里只有目标，手上尽是手段，一旦起动了，便不问是非，只论成败，端的是所向披靡，没遮拦的一往无前。到了“醉里挑灯看剑”时，那已是英雄末路，要面临转型了，“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是为“沉郁”一下心境。

陈亮的英雄主义，来自纸上谈兵，也就是个笔杆子英雄，而辛弃疾则是个货真价实的刀把子；陈亮斩马首，还只是个风影传说，而辛弃疾杀人，则有口皆碑。谏官王蔺，曾弹劾辛氏“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这一说法，让我们想起晚清那位曾国藩的弟弟曾老九，据说，左宗棠问他如何克敌，他回答了八个字，那就是“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左氏听了，大笑说：怪不得我说老九要比哥哥强。

然而，战场上克敌的法宝，到了官场上却成了致命的软肋，辛弃疾一生得失皆因杀。

谏官所言非虚，当年辛氏在江西“节制诸军，讨捕茶寇”时，寇受招安，辛仍斩立决，全部处死，一个不留。如此不讲政治，连宋孝宗都难受，虽说“兵不厌诈”，但“人无信不立”还是做人的底线，故事成而人败。若以儒家伦理论人，辛弃疾不是君子，即为小人，儒家哪里懂得“英雄就是英雄的事”！

当辛氏到建阳考亭向朱熹问政时，朱熹以士、吏、民对答，而未以贼对应，辛乃一如既往。据说，辛氏下车伊始，便尽灭狱囚，因当时闽地常有海盗出没，辛弃疾说：福州临海，为贼之渊薮，万一有缓急奈何？话可以这么说，但如此行政，岂非如同军事管制？当年，江西旱灾，为救灾，辛氏广而告之：“闭粜者配，强籴者斩”。“粜”为出米，也就是卖；“籴”为入米，即是买。管控粮价是必须的，但“配”与“斩”本应由国家法律来决定，“配”即发配，也就是流放，“斩”为死刑，他一个地方官员怎能擅定？可“英雄就是英雄的事”，他就这么干了。结果证明，他干得还不错，皇帝奖赏他，加官晋爵，但他却坏了文治政府的规矩，以至于《宋会要·职官》说他“唯嗜杀戮……使他时得刺一州，持一节，帅一路，必肆故态，为国家军民之害”。

可朱熹还是懂他的，曾作《举辛幼安启》说他是奇才，幼安是辛弃疾字。这当然不是从文人政治上来说的，亦非从道德性命上来说的，而是就“英雄就是英雄的事”来说他。朱熹也有杀气，且不在辛弃疾之下，观其“存天理，灭人欲”岂非透着普世的杀气？英雄之杀在事上，圣人之杀在理上，正如后来戴震思想之慧眼，居然考据出理学“以理杀人”。显然，辛弃疾面对朱熹同样也感受到了杀气，为此，他称朱熹为“帝王师”。

辛氏四次拜访考亭，问政之余，与朱熹同游武夷，泛舟九曲，诗兴起，两人各作十首棹歌，辛氏作《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其中有诗云：“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坐钓矶。费尽烟霞供不足，几时西伯载将归？”写得朱熹像个道士。如此看来，辛氏虽有兵家智慧，有诗人情怀，但于理学尚不知深浅，如此赞美，真不知老夫子是笑好还是哭好。期间，陈亮也来过一次，三人同聚，陈亮为他俩作画像，并写了赞词，赞朱熹为“人中之龙”，赞辛氏为“文中之虎”，这般文艺似乎也不合朱熹口味。可陈亮兴犹未尽，又发起鹅湖之约，朱熹觉得“英雄就是英雄的事”，他另走圣人一路，就不来赶英雄的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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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

自由写作者，独立历史学者。

以市场经济安身，在文化江山立命。

著有：《文化的江山》、《通往立宪之路》、《回到古典世界》、《中国近代的财与兵》、《莫奈的诗囊》等。

文

刘刚

特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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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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