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不在春花中竞艳，偏在秋霜中抖擞。节操可以与松竹媲美，姿色却不与桃李争芳。在诗人眼中，它娴静地对着秋光，没有趋时的习性，具有幽人隐逸的标格；晚香偏在降霜的季节，没有临难苟免的念头，兼具着烈士受难的精神。这种恬退而又进取的性格，乍看似乎是二重的、矛盾的，却同时塑成了菊的灵魂。

晋代的袁山松就歌颂他说：

春露不染色，秋霜不改条！（《菊》）

春露不染色，是恬退的“隐士”；秋霜不改条，是坚毅的“受难者”。自来中国诗人对于菊的喜爱，就是因为它兼含这两种个性。道家鼓吹着消极隐遁的境界；墨家讴歌着积极受难的壮烈，而儒家则兼括二者，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种放得下、提得起的儒家精神，终究成为中华民族思想的主流。

读儒家的书，穷则冰清玉洁，以“处士”做榜样；达则鞠躬尽瘁，以“国士”做榜样，而菊，皎洁清癯，香色皆古，“置之玉堂而不俗，处之茅屋而有光”，能穷能达，兼备了二者的风节。

曹升有诗说：

国士才情高士品，陶家美酒谢家诗。（《咏菊》）

诗人欣赏菊有国士的才情，国士可以在危难之间被授命；欣赏菊有高士的品节，高士可以在利禄之外归隐田园。菊在严霜下绽放，在东篱边自适，无论出处进退都有可观的风概。试看中国人心目中的巨人，从孔子开始，既有奔走列国、“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热忱，又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叹息。

再则如范蠡，扮演完“受难者”的角色，然后去做五湖烟树中的“隐士”；如诸葛亮，过不成高卧隆中的“隐士”生活，就做鞠躬尽瘁的“受难者”；谢安为了天下的苍生出来受难，终不忘他闲适的心境。

杜甫说，“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也有隐退的志愿，可是“生逢舜尧君，不忍便永诀”，终不肯放弃自比稷契的心意！就是和菊花关系最深的陶渊明，也是“走完了一段从受难者到隐士的心路历程”（张光甫语），以陶渊明早年情感的热烈，与晚年的恬淡相对照，正可以用菊花去象征他。

而菊花之所以会列入四君子，与陶渊明的东篱采菊有着决定性的关系，明人孔泗渔说：“不有平生陶靖节，世人都作野花看！”说得一点不差。陶渊明以后，诗人受了心理上同化作用的影响，爱菊花便同时爱陶潜的生活。看重陶潜的生活便时看重菊花了，物未必能重人，人却可以重物呀。

清代诗人管世铭《题渊明画像》云：“采菊不盈把，意得自忘言，谁知东篱下，即是桃花源。”将采菊东篱下等于身入桃花源，陶渊明的梦想成为千古知识分子的梦想了。

元代的许有壬是御史中丞，历事七朝近五十年，他勇敢面对权臣恣肆，绝不为巧避之计，退休后常在田间种菜饮酒，曾用陶渊明“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十字做韵脚，吟诗十首。可说是一位出为名臣、归为高士的人物，他有《绕堤种菊》诗：

酒熟同招隐士看，饥来忍把落英餐。

春风无限开桃李，不似黄花耐岁寒！（《圭塘欸乃集》）

把菊花看作是隐士心愿的化身，忍饥耐寒，成了分内的事，完全超乎物质功利的标准之外。明人曾异对一株深冬时的菊花说“凡事甘迟暮，风霜便损威”，只要心甘情愿领受迟暮的寒冷，那么风霜的威胁也便无足轻重了。菊那种“淡而能久”的性情真像淡泊的隐士。

元代另一位诗人王翰，原本为异族，深受中华文化的陶冶，也效法节烈的风格，且看他的《题菊》诗：

我忆故园时，绕篱种佳菊。

交叶长青葱，余英吐芳馥。

别来二十载，粲粲抱幽独。

岂无桃李颜，岁晚同草木。

及兹睹余芳，使我泪盈掬。

离披已欲摧，萧洒犹在目！

雨露岂所偏，岁月不可复！

归去来南山，餐英坐空谷！（《友石山人遗稿》）

王翰是元代遗民，晚年隐忍林壑，以诗自娱，这孤怀磊落、幽独不群的菊花正是他自身的画像。这是一种移情作用，又是一种投作用，使诗人切身所受的苦难合理化。

当诗人遭遇失意的时候，觉得自身的遭遇和陶渊明一样，于是不但不悲哀，反而豁达开朗，得到了自慰与解脱。“离披已欲摧，萧洒犹在目”，直视生死、富贵如浮云，意态洒脱，是何等的人物！

清人张佩训的《咏菊》诗里有一层新的意思：

老圃容华真宰相，甘泉服饮古神仙。

入世可以是一位朴实可信的承担者，老圃一样的容貌，却有宰相的真才；出世可以是一位餐菊饮露的神仙家，菊潭芳洁，杯觞延年。张氏还说：“菊抱九仙骨，披一品衣，古称花之隐逸，终非定评。”（见于春沾《浴泉诗话》卷下）正是说明菊有多重性格、多重身份，不单单是隐逸而已。

明人王盘的《题画菊扇》诗：

万草凋零万木僵，藩篱内外借辉光。

请看猎猎霜风里，一点秋金百炼钢。

菊被列入四君子，不是夤缘际会，而是迭经考验，百炼成钢，而后在群花中脱颖而出，菊在猎猎的霜风里，万木枯僵，而菊容光独灿，照亮了篱落，这一丛秋天的金精寒香，乃是在风折霜摧下百炼而成，“一点秋金百炼钢”，把不畏冷落的傲霜精神表现了出来，好男儿不只在勇于接受苦难而已，还须在苦难锻炼下抖擞精神完成自我。

曹升先生的《咏菊》诗，更道出菊特别严肃的一面：

要使世人瞻晚节，出山故在九秋时。

把菊花看作受难者决心的化身。勇者在危难时挺身而出，非我而谁？有担当，有作为，晚节凛然，毅肩负起天下的苦难作为己任，菊，给人近乎伟大的印象了。

在明人邓志谟编的《花鸟争奇》中有一首菊花诗，豪气惊人：

众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众花煞。

夜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浑是黄金甲。

邓氏说这相传是朱洪武（元璋）所作，“宛然有吞大元声口”，姑不论传说真伪，是将菊花从隐士推到革命者的前线地位，天生的气骨如此遒劲，一篱金英黄甲，足以傲煞千林的霜华了！其实这首诗的原始作者是唐代打破京都杀人数百万的黄巢所写，题目是《不第后赋菊》，原作是：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见《全唐诗》卷七三三）

或许是朱元璋略为改写过吧？菊的气骨发扬起来如此激烈，俗眼是难以衡量的，它不争凡庸的春色，却遍散黄金，大战西风，善用这气骨者成则为王，不善用这气骨者败则为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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