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煜

一、黛玉《问菊》：“为情作”的主体诗学精神

“诗言志”作为中国诗教的传统观点，在理论上最早可追溯到《尚书·尧典》。这里的“志”，指的是怀抱，抱负，偏向于诗歌教育式的功利目的。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毛诗序》的“情”、“志”统一说更加强调诗歌创作中“吟咏情性”的个体情志精神，也具有了比较强烈的感情性特征。随着诗歌抒发个体情志的特点逐渐被主流文化接受，更多的诗作也表现出了鲜明的个人性。在这一点上，程乙本《红楼梦》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对其进行了深刻、充分的展现。

此回螃蟹宴中，共列十二首“菊花诗”，分别为《忆菊》、《访菊》、《种菊》、《对菊》、《供菊》、《咏菊》、《画菊》、《问菊》、《簪菊》、《菊影》、《菊梦》、《残菊》，宝钗、黛玉、湘云、探春、宝玉各选其所能，作不限韵的七律。黛玉共作三首，分别为《问菊》、《咏菊》、《菊梦》，李纨从公评来，这样说道：“通篇看来，各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评：《咏菊》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恼不得要推潇湘妃子为魁了。”[①]众人都说评的极公，而林黛玉独占前三甲，足可见其诗作之精妙绝伦了。

细细看来，林黛玉的整体诗作都蕴含着一种极为纤巧的内心情思、外在情志。她的《问菊》这样写道：“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篱。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圃露庭霜何寂寞，雁归蛩病可相思？莫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片语时。”这里弥漫的是一种内在情思、怀抱极为浓郁的个人色彩。有秋日“喃喃负手”的寂寥情状；有“偕谁隐”、“为底迟”的冷清孤寂；有“圃露庭霜”、“雁归蛩病”的萧飒景象，更有的还是诗人主体体悟到的“无谈者”的内心感受。

这些独特个人感受的综合，在整体上具有了生发开来、感动意志的诗歌艺术效果，深切而又无比真切地通过“问菊”的形式，把黛玉整个的内心情志百转千回地表现了出来，怪不得湘云这样赞叹道：“‘偕谁隐’，‘为底迟’，真个把个菊花问的无言可对。”

从这个层面说来，诗人的诗歌在创作原则上既已有了强烈地表现个人情思、情志的需求，就更应切着题目，将“情”、“物”融为一体，把主题表达的需要尽可以寄托在别处，以此来曲折却又曲尽其妙地展现作者之情志、诗歌之情志，这也就是常说的“托物言志”了。林黛玉的这一创作，毫无疑问地继承了《诗经》由来已久的“比兴传统”，尽可能地在物我交融的情况下，完整切合地表达诗人的独特感受和个性，进而使诗作体现出浓厚的主体精神，使“为情作”在主体层面上具有更深广的外延内涵，进而上升到“感发生命”，使他人产生情感共鸣的诗学高度。

除这首《问菊》外，宝钗所作《忆菊》中“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砧痴。谁怜我为黄花病，慰语重阳会有期”，以及黛玉《菊梦》中“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咏菊》中“口齿噙香对月吟”、“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等语，更是传达出寂寥秋季给诗人带来的情感上的波动和忧思，在暗合黛玉自身清冷、孤寂个性的同时，更将蕴含的诗歌言情志的主体精神发展到了极致。

二、宝钗《螃蟹咏》：“为事作”的正统诗学精神

在“诗言志”的传统创作目的下，黛玉的诗偏重于个体情志的表达，而宝钗的《螃蟹咏》却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更为正统的、为时为事而作的诗学精神。在《红楼梦》第三十八回结尾，众人评点完“菊花诗”后，复又要了热螃蟹来，宝玉认为持螯赏桂，亦不可无诗，便直作了一首关于螃蟹的七律。黛玉讽其七律平淡，拿纸另作，宝钗也作此诗，这样写道：“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众人叫绝，宝玉看到这里直道骂的痛快。只看底下又道：“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众人都说讽刺世人太毒了些。从此不难看出，宝钗的诗是有着跟黛玉不同的创作倾向的。

《毛诗序》里对诗歌的这一创作方法用“风”来概括，这样说道：“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者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孔颖达作注疏道：“风训讽也，教也。”[②]

从此不难看出，宝钗作“螃蟹咏”的目的也正如众人说的那样，是骂，是讥讽世人的。王希廉对此也注评道：“宝钗蟹诗是讥讽世人。”这一回的诗歌雅会，以十二首“菊花诗”始，以宝、黛、钗的三首“螃蟹咏”终，却于其中推宝钗的此首螃蟹咏为最绝最妙，而这也是体现了一定的诗学精神的。

宝钗在这里，细致的通过描摹螃蟹的形貌特征，并将之延伸到人间世相方面，不仅使内容应景、切题，也更是暗合了中国由来已久的“变风”、“变雅”传统的。“变风”、“变雅”与“正风”、“正雅”相对，产生于西周王朝衰落时期。正如《毛诗序》所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一传统在中国诗歌的演进乃至历史的演进中，都被广泛而频繁地使用。宝钗的“螃蟹咏”，更是对这一传统诗教精神作出的积极回应。大观园里的雅宴赋诗，并不全是些个人情感的短短长长，宝钗在这里更为凸显的是正统的诗教观念。面对如此佳肴美景，宝玉看的是“持螯更喜桂阴凉，泼醋擂姜兴欲狂”的宴饮兴致，黛玉看的是“对斯佳品酬佳节，桂拂清风菊带霜”的自然惬意，宝钗却在此基础上，更为深远地看到了“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的可怜、可悲、可叹的世相，不由得将整首诗的格调由单纯的佳节宴饮中抽离出来，看到了更为深广、深刻的社会问题。

这种诗歌创作的精神和理想，曾被白居易这样描述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小题目中寓含大意，这种以小见大的方式被众人称为大才，而这也与宝钗胸有丘壑、自有分明的角色意识分不开。正是藉由“螃蟹咏”，“为事而作”的诗学精神在此得到了完美呈现。不止于此，湘云的《对菊》，《红楼梦》中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更是从多方面与正统的诗学理想相结合，在众儿女的吟诗颂诗中，贴近了“为时作”、“为事作”的传统的民族精神。

三、探春《簪菊》：“君子固穷”、“君子固乐”的诗学理想

在先秦的典籍中，“君子”一词原指政治地位高的君王之子。后来孔子逐渐丰富了“君子”的含义，将其提升到了道德高度，“君子”也由此成为具有高度人格修养、良好道德情操的代表词。在“诗言志”的创作目的和原则下，成为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也成了中国传统诗教的目的之一。探春在《簪菊》里这样写道：“瓶供篱栽日日忙，折来休认镜中妆。长安公子因花癖，彭泽先生是酒狂。短鬓冷沾三径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

在这首诗里，探春直用诗人的典故并以此来表达自身高于世俗的情志、志向。据蔡义江先生看来：“疑指唐代诗人杜牧，他是长安人。其《九日齐山登高》诗有‘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叹落晖’等句，与本诗中多以插菊、饮酒事并提相合。”[③]若由此看来，自身格调爽朗，“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探春将杜牧、彭泽先生（陶渊明）奉为有千古高情的君子，他们不近世俗，保持自身独立人格，其中更有如陶渊明者，“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求仕进而乞食”，爱菊，痴菊，将菊的自身格调与自身君子的志向相结合，达到了让人望尘莫及的人生高度与境界。

孔子曾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④]这里的君子矢志不渝地坚守着道德志向，即使陷于贫苦，却仍是不加动摇。又如颜渊虽居陋巷，却乐其“一箪食”、“一瓢饮”。这样的生活志向与境界在探春看来，更是志向高远的人一生应坚守的精神目标，她自认“高情不入时人眼”，却只管“拍手凭他笑路旁”。徐瀛曾评价探春道：“春华秋实，既温且肃，玉节金和，能润而坚，殆端庄杂以流丽，刚健含以婀娜者也。其光之吉与？其气之淑与？吾爱之旋复敬之，畏之亦复亲之！”[⑤]探春虽受限于闺阁，但人生理想却并不止于闺阁。她恪守的是中国传统诗教所要求的的君子人格，她的“才志精明”、“志向高远”、“心灵手敏”全都设定在“君子固穷”、“君子固乐”的诗学传统上，也藉由此，她就人格高度来说，成了“第一女君子”。不止于此，湘云《对菊》中的“数去更无君傲世”，《供菊》中的“傲世也因同气味”，更是暗合了君子精神，极为高妙地反映了诗歌传统的、高远的精神之志。

四、十二“菊花诗”：独特的美学、诗学内涵

纵观中国诗歌史，“菊花”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象，在《诗经》、《楚辞》中都有过不少记载。东晋陶渊明爱菊、痴菊，将“菊花”这一植物上升到了极具高雅情致的诗歌意象上。由此开来，历代文人雅士、君子墨客都爱以菊自比，为菊作诗。直到清代，“菊花”也已作为一种意象在诗歌中被广泛征引。《红楼梦》的十二首“菊花诗”，宝、黛、钗的“螃蟹咏”，无不是寄情于物，表达情志之作。

不同的是，既有个人独特情思的含蓄展现，用于时事的社会关怀的曲折表达，更有对“菊花”所蕴含的君子人格的追求和咏叹。在《红楼梦》甲戌本中，曾有一条批语这样写道：余谓雪芹撰此书，亦为传诗之意。《红楼梦》的诗词曲赋包括“菊花诗”、“螃蟹咏”在内，共有百十首之多。这些诗作立意不同、志向有异，但却共同囊括了理想世界中清净、纯粹的审美追求，也更包含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诗学精神与美学内涵。也藉由此，中国特有的诗学精神在整个《红楼梦》中生发开来。

注释：

[①](清）曹雪芹.红楼梦[M].人民文学出版社，.

[②]孔颖达.南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M].人民文学出版社，.

[③]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M].北京出版社，.

[④]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

[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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