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花木文化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殷商秦汉时期的兰文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菊文化、隋唐五代时期的牡丹文化，宋元时期的梅文化，明清时期的竹文化。今天着重谈一下菊文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分裂时期，在长达年的时间里，战乱不止，生灵涂炭，和平的时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菊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达到巅峰。菊花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从实用到审美的发展历程。早期菊花作为野生植物，首先是以其实用价值进入先民视野的。菊花的实用价值体现在物候作用、药用功能和食用功能三个方面。菊花的审美认识大体经历了屈原、陶渊明和宋儒三个阶段：先秦时期是菊花审美认识的发生期，以屈原为代表，体现在菊花人格象征功能的产生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菊花审美认识的奠基期，以陶渊明为代表，为菊花注入了隐逸内涵和高洁刚贞的品格，奠定了中国菊文化的基础，这种隐逸品格非常符合“乱世求自保”的时代特征；宋代为菊花审美认识注入了理学伦理倾向，与松、兰、竹、枸杞等组合扩大，深化了菊文化内涵。

菊花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首数陶渊明，他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采菊行为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篱菊精神是中国菊文化的核心。宋儒追求清枯之美，多写枯菊、残菊。清代蒲松龄通过聊斋小说《黄英》，完成了对菊花意象原有品格内涵的消解与改造，使菊花的孤高隐士品格兼容了市民文化的新内涵。

菊花是我国栽培最早，历史最悠久的花木之一。东周就有“九月黄菊”的记载，《楚辞》中较早涉及菊花，象征着孕育于黄土地上的一种质朴深厚的文化。说到菊花，我们重点说一说菊文化的创始人：晋代诗人陶渊明。陶渊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爱菊并在文学创作中真切表现菊文化情怀的代表人物。他一生酷爱菊花，如痴如醉，达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陶渊明正如他的名字陶潜一样，《易经》里有“潜龙勿用，飞龙在天”的说法，陶潜的辞官隐退、息文绝游、耕读为乐的生活和意境，像《桃花源记》描述的那样，更像秋天里绽放的清雅菊花，孤芳自赏，清高高洁，从不招蜂惹蝶。陶潜被人们尊称为“菊花花神”，留下了许多咏唱菊花的脍炙人口诗篇。比如，“秋菊有佳色，集露取其英。讯此忘忧物，远我忘世情”。在众多美丽诗篇中，洋溢出了他那质朴自然、清新高贵的节操和藐视官场、蔑视权贵的精神，他那远离尘嚣，遗世忘俗、自得其乐的心境和品性令多少后人为之倾倒为之仿效。实际上，就其涉菊作品数量和表现社会现实的深度与广度而言，陶渊明在当时的士人中并非最突出，但他却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高高树立起作为一个时代象征的菊隐士形象，菊花成为其人格的象征。自陶潜之后，文人墨客自号“居士”的多得去了：青莲居士（李白）、香山居士（白居易）、六一居士（欧阳修）、东坡居士（苏轼）、易安居士（李清照）、半山居士（王安石）、稼轩居士（辛弃疾）、圆明居士（雍正）、瓶庵居士（翁同龢）、随园居士（袁枚）等等。这且不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即使是今天我们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也多会联想到陶渊明的节操和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也会梦想着回到乡下，盖一个小院子，门口栽着一片菊花，过着鸟语花香的桃花源一般的生活。

查阅许多菊花的诗词，发现也有例外的情况，最典型的是黄巢的两首菊花诗，却赋予了菊花别样的含义、另类的风格。其一：“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其二：“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两首诗中，黄巢把清新淡雅的菊花同血腥的起义、战争联系在一起，使菊文化的内涵趋向多元化，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又不得不拍案叫绝。

笔者还发现，从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开始，菊花意象具有浓厚的民俗色彩，主要表现在与民俗节日重阳节的密切关系上，赏菊花、簪菊花、饮菊花酒、品菊花茶成为重阳节的重要活动。其内在根源源于上古消灾避邪和祈求长生心理。端午节插艾草，艾草其实就是菊花的姊妹植物，味道一样的。这也是菊花文化的一种新发现。（文梁根华/图董杰)